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40年积累的财富进入传承窗口期，对于遗产税的讨论也逐渐升温。
2023年4月25日，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消息一经公布，市场随即出现了多种猜想。
高净值人群是遗产税的主要纳税对象，而不动产统一登记可以说给遗产税的推出，提供了直接条件，进一步提高了其实施的可能性。
高净值人士更应关注遗产税
不久前的两会期间，曾有专家提出以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遗产税起征点，再次将遗产税置于聚光灯下。
从最新一期《2022意才·胡润财富报告》来看，截至去年年初，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11万户，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8万户。
根据《2022衡昌烧坊·胡润百富榜》上显示，中国有1305位企业家财富超过50亿元，在最新一期《2023家大业大酒·胡润全球富豪榜》上，中国有969位十亿美金级企业家。
私人层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体量的财富，形成了具有遗产税纳税能力的大批群体。
根据《中信保诚人寿「传家」·胡润百富2022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显示，高净值家庭预计有18万亿元的财富将在1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的财富将在20 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的财富将在3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并且七成高净值人群在调研中认为，中国的遗产、赠与相关税收政策可能在10年内出台。
如果以1000万元为起征点，那全国有221万户可作为税源，继承者们面临的除了高额的遗产之外，还有可能是因无法缴纳遗产税而导致财富大幅缩水，甚至是不得不放弃继承的情形。
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的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先生在他年老时，希望效仿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让家族后代不分家、共同持续经营好企业，精心设计完成了家族企业的交棒，并通过慈善基金会——长庚纪念医院，将其家族对于台塑集团的绝对控股权集中在长庚医院，在企业的管理上王永庆早做了准备，不过可惜的是税收筹划却并未如此。
2008年王永庆过世时，仍适用最高50%的旧制遗产税，留下约528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遗产扣除一半的夫妻剩余财产分配等免税额后，遗产税总额120亿元新台币，创下台湾史上最高纪录，其后代最终也不得不用质押股票和借款方式来筹齐需缴纳的遗产税金，财富值一下也缩水近四分之一。
海外各国遗产税
不过华人地区，遗产税并不流行，200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2005年收入（取消遗产税）条例》，正式取消遗产税，于2006年2月11日生效。
中国香港的行动，促使新加坡在2008年也废除了遗产税，2009年中国台湾也大幅下调税率，将遗赠税的最高边际税率50%调降为单一税率10%，提升遗产税免税额至1200万元。
截止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征收遗产税，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都开征了遗产税，但近50年来，至少有22个国家（地区）在开征遗产税后又相继宣布废除遗产税制度，如阿根廷、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一般来说遗产税对财政资金的贡献比想象中要小得多，但是也有一些国家遗产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欧洲国家中有法国和比利时，亚洲国家则是韩国和日本。
特别是韩国，遗产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上升趋势明显，从2015年的1.28%上升到2020年的1.93%。
韩国目前采用的是5级累进税制，应税资产在1亿韩元以下（含）税率10%（注：税基低于50万韩元，不征税），超过1亿韩元，根据金额逐级增加，超过30亿韩元以上部分，适用税率50%。
大众所熟知的三星家族继承案，就是一个对富人征重税的典型例子，三星前掌门人李健熙去世，留下高达26万亿韩元（约合1520亿人民币）的巨额遗产，其家属至少需要缴纳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3亿元）的继承税，一举创下韩国有史以来最高的遗产税额。
为继承巨额遗产，其家族子女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以便能在5年内分6次缴清税额。总的来讲，像韩国这样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少数。
从争取资本流入的角度，部分开征遗产和赠与税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出现了取消或弱化该税种的趋势。
近日刚举办完加冕典礼的新国王查尔斯三世就拥有遗产税的豁免权，根据英国1993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免除新君主对继承的财产纳税，该规定于2002年首次实施。
不过即便豁免了也仍有一定局限性，1702年英国通过了另一项法律，禁止君主出售任何王室资产。
查尔斯三世从其母亲伊丽莎白二世那里继承了女王的私人地产——包括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以及英格兰东部的桑德林汉姆庄园，还有望继承女王的大量私人收藏，涵盖珠宝、艺术品、稀有邮票和全部个人投资。
此外，还有英国王室拥有的大量汽车、手表和其他王室奢侈品，目前尚不清楚查尔斯还继承了什么，因为君主的遗嘱一般在去世后数十年才会公开。
我国遗产税短时间内激进实施的可能性较低
回到我国遗产税的开征上，早在1950年，政府就曾提出要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税种之一，不过考虑为调整公私关系并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后决定暂不征收遗产税。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同年的《国务院关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还把遗产税列为地方固定收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把“征收遗产税”列入税制改革方案；1997年，十五大报告也提到开征遗产税；2013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及“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遗产税作为一项财税政策，是否开征涉及到多个因素。开征遗产税可以实现增加再分配的公平性、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升社会创新创业积极性等目的，其中最突出的作用是增加再分配的公平性。
但从社会接受度上看，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阻碍，尤其是遗产税的实施需要考虑到许多细节问题，如何确定起征点、税率、如何评估遗产价值，如何制定配套的赠与税、隔代继承等政策。
同时从征管成本上看，高净值家庭掌握更多的风险管理手段，遗产税的征收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产权明确、税收征管、资产估值等方面的成本。
尽管征收遗产税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遗产税制度的制定流程无疑也将是漫长的。
高净值人群是遗产税的主要纳税对象，遗产税未来一旦开征，必将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和传承行为进行引导和调整，同时也会使得传承规划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高净值客户来说，提前规划未来的收入和资产配置，增加免税资产在资产配置的比例，才能更好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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